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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談刑事強制措施在司法實踐中的采用

瀏覽次數:307 編輯:lawyer01 發布于:2020/9/24    

漫談刑事強制措施在司法實踐中的采用


 浙江銘生律師事務所  溫作團

  

摘要:現行的《刑事訴訟法》共規定了五種強制措施:拘傳、取保候審、監視居住、拘留、逮捕。從目前的司法實務中看,這五種強制措施,除取保候審外,基本都存在被濫用的現象。有些是相當嚴重的,特別是拘傳、拘留和逮捕,甚至有些是被違法使用,比如監視居住、拘留。根據立法本意,適用逮捕這種嚴厲的強制措施應該只適用于少數重大的刑事案件。那些不是必須要逮捕的,都應當采取取保候審。基于逮捕在刑事司法實務中事實上的有罪預判性,逮捕的審查與批準應該引入準審判模式。檢察院在審查逮捕時,應當一律召開以“聽證會”的形式,組織偵察機關和辯護律師、犯罪嫌疑人就逮捕的必要性展開類似法庭庭審模式的審查,在充分聽取雙方的意見基礎上由主辦檢察官當庭做出決定。

 

關鍵詞:    非法狀態  有罪推定性  聽證會   準審判模式

現行的《刑事訴訟法》共規定了五種強制措施:拘傳、取保候審、監視居住、拘留、逮捕。從目前的司法實務中看,這五種強制措施,除取保候審外,基本都存在被濫用的現象。有些是相當嚴重的,特別是拘傳、拘留和逮捕,甚至有些是被違法使用,比如監視居住、拘留。本文將從司法實踐的角度談談這些刑事強制措施是如何被公、檢、法機關濫用的,以及濫用帶來的后果,并進一步探討如何有效避免和減少這種濫用的情形。這里還需進一步說明下,司法實踐中,由于公、檢是偵察機關,動用刑事強制措施比較頻繁,故濫用也最甚,其中,公安機關尤甚。

一、拘傳

《刑事訴訟法》:

六十四條  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根據案件情況,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拘傳……。

第一百一十七條  對不需要逮捕、拘留的犯罪嫌疑人、可以傳喚到犯罪嫌疑人所在市、縣內的指定地點或者到他的住處進行訊問,但是應當出示人民檢察院或者公安機關的證明文件。對在現場發現的犯罪嫌疑人,經出示工作證件,可以口頭傳喚,但應當在訊問筆錄中注明。

傳喚、拘傳持續的時間不得超過十二小時;案情特別重大、復雜,需要采取拘留、逮捕措施的,傳喚、拘傳的時間不得超過二十四小時。

實踐中,不管公安機關還是檢察院的拘傳、傳喚,也不管案情是否特別重大、復雜,基本無一例外的是二十四小時。對于法律不超過十二小時的規定,對辦案機關而言,基本就是個虛設。

二、監視居住

《刑事訴訟法》:

第七十二條   ……

對符合取保候審條件、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能提出保證人,也不交納保證金的,可以監視居住。

第七十三條  監視居住應當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住處執行;無固定住處的,可以在指定的居所執行。……

從法律規定上看,監視居住是對取保候審的一種替代性強制措施,是對符合取保候審條件、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能提出保證人,也不交納保證金的,才可以監視居住。而且,監視居住的人身限制強度應該與取保候審屬相同檔次。毫無疑問,這條法律規定在實踐中已經被歪嘴和尚給嚴重念歪了。根據作者的實際辦案經歷,辦案部門在對監視居住的采用并不是對取保候審的替代,而是逮捕措施的代替。一般都是因為檢察院不批捕,公安機關又認為不能放人,而適用監視居住。實踐中的監視居住等同于關押,與拘留、逮捕的人身限制程度幾乎相同。不同的是,前者是關押在看守所,后者是關押在辦案部門自己搞的固定場所。根據法律規定,“監視居住應當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住處執行;無固定住處的,可以在指定的居所執行。”這個規定基本也被辦案部門無視。實踐中,監視居住嫌疑人往往是被辦案部門關押在他們自己搞的固定場所,由于這種場所無法受到必要的監督,嫌疑人的合法權益難以得到保障,也給律師的會見權益造成障礙。嫌疑人被關押在看守所的,目前除三類案件,律師會見基本沒有障礙。但律師會見被監視居住的嫌疑人就相對比較困難了,首先是律師會見被監視居住人員往往不知道當事人關押在哪里,這需要聯系辦案人員,而辦案人員又經常以出差、辦案等為由不接見律師;其次是律師會見被監視居住人員往往需要辦案人員陪同,而辦案人員往往又以沒時間為由不陪同律師會見。這些問題都使得實踐中監視居住的采用處于非法的狀態,急需要去糾正和規范

三、拘留

《刑事訴訟法》:  

第八十條  公安機關對于現行犯或者重大嫌疑分子,……可以先行拘留:

……

刑事訴訟法雖賦予公安機關先行拘留的權力,但沒有直接規定拘留的期限,拘留的期限實踐中是根據公安機關提請檢察院批準逮捕的時間計算出來的。

《刑事訴訟法第》  第八十九條   公安機關對被拘留的人,認為需要逮捕的,應當在拘留后的三日以內,提請人民檢察院審查批準。在特殊情況下,提請審查批準的時間可以延長一日至四日。

對于流竄作案、多次作案、結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提請審查批準的時間可以延長至三十日。

人民檢察院應當自接到公安機關提請批準逮捕書后的七日以內,作出批準逮捕或者不批準逮捕的決定。……

根據上述規定,拘留只是逮捕的一種過渡性強制措施,是提請批準逮捕的準備性階段。一般情況下,公安機關拘留的期限是十天,特殊情況可以延長到十四天,對于流竄作案、多次作案、結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才可以是三十七天。而實務中的做法是,這三十七天的刑事拘留期限已經成為公安機關拘留的普遍期限。有些案情簡單、證據不足的案件,公安機關往往也是關足了三十天再提請檢察院批準逮捕。甚至,有些并不構成刑事犯罪的經濟糾紛案件,公安機關也是將人關滿三十七天后再放人。由于拘留對證據的要求低,拘留錯誤也基本不用承擔法律后果,使得三十七天的拘留期限成了公安機關自由行使權力的王國。這為公安機關違法插手民事、經濟糾紛提供了法律上的便利。實踐中,有些案件本可以通過民事途徑處理,但公安機關不當介入,違法刑事拘留,特別是那些在鄰里、親友之間發生的糾紛案件,反而使得糾紛的處理變得復雜。公安機關實務中的這種做法不僅破壞了法律的嚴肅性和公正性,也對司法活動的實施產生了負面影響。

四、逮捕

《刑事訴訟法》:

第七十九條   對有證據證明有犯罪事實,可能判處徒刑以上刑罰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審尚不足以防止發生下列社會危險性的,應當予以逮捕:

(一)可能實施新的犯罪的;

(二)有危害國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社會秩序的現實危險的;

(三)可能毀滅、偽造證據,干擾證人作證或者串供的;

(四)可能對被害人、舉報人、控告人實施打擊報復的;

(五)企圖自殺或者逃跑的。

對有證據證明有犯罪事實,可能判處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罰的,或者有證據證明有犯罪事實,可能判處徒刑以上刑罰,曾經故意犯罪或者身份不明的,應當予以逮捕。

根據上述規定,除可能判處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罰的,或者有證據證明有犯罪事實,可能判處徒刑以上刑罰,曾經故意犯罪或者身份不明的,這些應該予以逮捕的情況外,逮捕只有在采取取保候審尚不足以防止發生社會危險性才適用。可見,根據立法本意,適用逮捕這種嚴厲的強制措施應該只適用于少數重大的刑事案件。那些不是必須要逮捕的,都應當采取取保候審。

然而,實踐中,公安機關基于批捕率的追求和辦案的便利,對絕大多數案件都會申請批準逮捕。檢察院這幾年雖然對逮捕的審查漸趨嚴格,但,批捕的案件依然屬于多數。這直接導致了中國刑事案件羈押率居高不下,超期羈押和久押不決問題遲遲不能得到有效解決。另外,由于很多刑事案件不能得到及時的審判,嫌疑人、被告人被長期的關押,而司法機關為規避《國家賠償法》的賠償責任,往往采取“實報實銷”的做法。實踐中的這種做法極大損害了法院獨立審判權,使法院刑事審判的權威受到了嚴重的挑戰。

對于上述置喙,檢察機關也是如芒在背,一直努力尋求解決問題的辦法。

為徹底解決麻煩,檢察機關首先想的是,對逮捕制度進行根本性改革,按照世界多數國家的做法,逮捕權回歸法院,由法院統一行使,可這一提議遭到了法院的拒絕。

檢察機關只好退而求其次,從自己身上動腦筋,進行內部改革,因此,發明了“捕訴合一”制度。實事求是的講,“捕訴合一”并不是一項新鮮“發明”。在人民檢察院恢復之初的刑事檢察業務體制中,這兩項工作一直由當時的“刑事檢察科”統一管理。在具體案件的辦理過程中,接受案件的檢察人員負責對案件的審查批捕和審查起訴。后來,為了加強檢察機關內部的監督制約,保證案件質量,檢察機關內部對捕訴一體的訴訟工作體制進行了改革,實行了捕訴分離,批捕和起訴由不同的部門分別進行。 

但作者認為,無論是捕訴分離還是捕訴合一,如果不能讓逮捕權的行使置于公開透明的機制下,這樣的改革都將會是治標不治本,最終達不到改革的預期目的。     

基于逮捕在刑事司法實務中事實上的有罪預判性,逮捕的審查與批準應該引入準審判模式。雖然《刑事訴訟法第》 第八十六條規定:人民檢察院審查批準逮捕,可以詢問證人等訴訟參與人,聽取辯護律師的意見;辯護律師提出要求的,應當聽取辯護律師的意見。但實務中,辯護律師很難就批準逮捕向檢察院提出意見。原因是,公安機關在向檢察院申請批準逮捕時,通常并不會告知辯護律師,檢察院在收到公安機關的提請批準逮捕申請時,也不會通知辯護律師,更別說是要征詢辯護律師意見,這使得《刑事訴訟法》 第八十六條的規定得不到有效實施,而這里面的根本原因就是逮捕權行使的不透明性。

鑒于此,作者認為,檢察院在審查逮捕時,應當一律召開以“聽證會”的形式,組織偵察機關和辯護律師、犯罪嫌疑人就逮捕的必要性展開類似法庭庭審模式的審查,在充分聽取雙方的意見基礎上由主辦檢察官當庭做出決定。決定結果簡單的把他分成兩種,決定逮捕或者不逮捕,不逮捕的,讓其取保候審。同時,為了保證檢察官的中立性,對于檢察官基于該模式下做出的決定享有免責權,即,就算將來由于法院判決無罪或刑期短于逮捕羈押期限,只要檢察官沒有明顯違反法律規定,沒有行使職權上的不當行為,檢察官對于該決定不受追究,但檢察院仍應按《國家賠償法》承擔賠償責任,因為這是全體納稅人對于該制度的設置應當付出的成本。由于檢察官不受追責,這樣就會大大減輕法院“實報實銷”的壓力,從而使得法院的獨立審判權得以強化,有利于維護司法的公正性和權威性。

另外,采用“聽證會”的準審判模式,使得逮捕權的行使透明化,辯方意見能夠得到充分發表,這必定會降低羈押率,回歸《刑事訴訟法》設置的以取保候審為原則,以逮捕羈押為例外的本意。切實做到《刑事訴訟法》第2條明確規定了 “尊重和保障人權”的宗旨。

當然,由于逮捕的有罪推定性,檢察機關作為公訴機關本身又具有追究犯罪的職責,由想判你有罪的人來判斷你是否有罪,這必然與“任何人不能做自己的法官”原理相悖,因此由檢察機關來判斷逮捕與否具有內在的矛盾性的。把逮捕權最終回歸具有中立裁判權的司法裁判機關行使,才是逮捕這種最為嚴厲的刑事強制措施的正確打開方式,也符合世界各國刑事司法的主流做法。



1.說明:取保候審最突出問題是采用率不高,實踐中很多案件本應該采取取保候審措施的,不采取,而進行長時間的關押,本文在后面重點討論逮捕措施時一起討論。

2. 說明:取保候審最突出問題是采用率不高,實踐中很多案件本應該采取取保候審措施的,不采取,而進行長時間的關押,本文在后面重點討論逮捕措施時一起討論。

3.本文將在后面主要探討逮捕審查制度的建構問題。

4.由于監視居住在司法實踐中適用率不高,執行的成本高昂,難以操作,本文作者傾向于廢止。

5.由于《國家賠償法》對公安機關違反刑事訴訟法采取拘留措施的賠償規定了嚴格的條件,因而使得公民很難就公安機關違法采取拘留措施進行有效的救濟。

6.所謂“實報實銷”,是刑事司法實踐中,對于那些被羈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司法機關為避免承擔國家賠償責任,法院最終判決的刑期往往長于或等于羈押的期限。

7.捕訴合一,就是將批捕的部門和起訴的部門合并,批捕權和起訴權由同一檢察官或者檢察官辦案組行使。

8.作者認為,目前的司法實踐,取保候審的保證金收取過低,從而在實質意義上降低的取保候審作為一種強制措施的屬性。所以,在這種模式下,應該增加取保候審的保證金,并且作為審查逮捕或者不逮捕的一項必要考查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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