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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標反向混淆侵權的認定

瀏覽次數:316 編輯:lawyer01 發布于:2020/9/24    

商標反向混淆侵權的認定


浙江銘生律師事務所    喻明輝

 

摘要:商標反向混淆理論起源并發展于美國司法判例,經歷了不被接受——被關注——逐漸認可的發展歷程,標志性的司法判例有“野馬(Mustang)”商標案、“大腳(Big Foot)”商標案和“Bee Wear”商標案。反向混淆在被告的主觀意圖、原被告的市場地位、損害賠償規則等方面與傳統正向混淆侵權不同,其侵權認定也理應有自身的相應標準。我國現行商標法對反向混淆沒有明確規定,但也沒有否認其侵權本質,司法實踐對反向混淆侵權的認定也進行了有益探索。將來商標法可以先概括性規定反向混淆侵權的一般認定標準,通過條例或司法解釋予以具體化;關于反向混淆侵權的賠償責任可以采用過錯推定原則。

  

關鍵詞: 商標反向混淆    美國判例    認定標準    責任承擔

 

 

一、商標反向混淆理論溯源

商標反向混淆理論在美國不正當競爭案件的判例中逐漸發展完善,要認識反向混淆,必須首先厘清美國反向混淆理論的基本發展脈絡。美國法院起初堅守傳統商標“以小傍大”的侵權模式,認為反向混淆缺乏明確的法律依據。隨著1968年的“野馬(Mustang)”商標案判決引起輿論的強烈質疑,司法界開始關注反向混淆,并在1977年的“大腳(BIG FOOT)”商標案正式接受該理論,在“Bee Wear” 商標案中法院著重闡述了禁止反向混淆的目的。

(一)反向混淆開始走進司法視野——“野馬(Mustang)”商標案

“野馬(Mustang)”商標案中,原告西部汽車制造公司相較于被告福特汽車公司來說是一家默默無聞的小企業,其在先使用“野馬(Mustang)”商標并獲得注冊,使用范圍是露營訓練、為露營者和旅游者提供車輛作為露營設備等服務。被告在原告獲得注冊后仍在運動車上使用“野馬(Mustang)”商標。原告獲悉,當即要求被告停止使用系爭商標。但被告認為原告對系爭商標不具有絕對的權利,且兩者商品不類似。隨后,被告大量生產和銷售“野馬(Mustang)”牌運動車,并投入巨資宣傳,使消費者誤認為原告的產品源于被告,實際獲得了“野馬(Mustang)”商標的控制權,隔斷了原告與該商標的聯系。原告起訴后,其訴訟請求被法院以“未找到合理的理由支持”而駁回。法院認為,原告的商標知名度較低,不具有“強勢”地位。被告并沒有“搭便車”的故意,其使用“野馬(Mustang)”商標不會引起消費者混淆,故認定被告的行為無侵權可言。判決一經公布,輿論嘩然。批評者認為,被告主觀過錯明顯,法院拒絕給予原告救濟,無異于允許在后商標使用人利用其強大的經濟實力削弱小經濟實體所應獲得的商標保護,實際上是在鼓勵弱肉強食。[1] 雖然未支持原告的訴訟請求,但從“野馬(Mustang)”商標案起,美國法院已經開始關注商標反向混淆問題。

(二)商標反向混淆的司法確立——“大腳(Big Foot)”商標案

“大腳(Big Foot)”商標案首次將反向混淆確認為商標侵權行為。該案中,原告Big O Tire Dealers是一家輪胎制造者,從1973年開始在輪胎上使用“大腳(Big Foot)”商標,并于1974年10月獲得注冊。被告固特異公司是美國著名的輪胎橡膠公司,其于1974 年7月在一種新輪胎上也使用“大腳(Big Foot)”商標,并大肆廣告宣傳。原告得知后要求被告停止使用該商標,但被告仍繼續其銷售和宣傳活動。[2] 訴訟中,被告以自己沒有利用原告商譽的故意、原告商標只是描述性詞匯等理由進行抗辯。

法院認為,本案不同于傳統商標侵權案,由于被告使用原告的商標,使消費者對原告產品的來源出現混淆,誤認為原告的產品來源于被告,即造成消費者反向混淆。而且,原告能證明經過被告的宣傳,消費者已經就原告的產品來源發生混淆。因此,法院以可能導致消費者混淆為由判定被告的行為構成商標侵權,并處以懲罰性賠償金。[3]

(三)禁止反向混淆的目的——“Bee Wear”商標案

“Bee Wear”商標案中,原告Banff公司是一家服裝制造商,從1971年開始在服裝上使用未注冊商標“Bee Wear”。被告Bloomingdale's 是一家知名百貨公司,其從1986年開始使用“B Wear”標識制造并銷售與原告質量、款式都類似的女士服裝。

美國第二上訴巡回法院認為,“原告Banff 公司的商標由一個任意性詞語和通用詞語組成,構成了一個暗示性或任意性標志,應當受到保護。”[4] “混淆可能性包括正向混淆和反向混淆兩種類型,本案中的被告使用‘B Wear’的商標,可能造成上述兩類混淆。對于熟知原告商標的消費者來說,可能誤以為被告的服裝來源于原告;而對于一開始就熟知被告服裝的消費者來說,也可能以為原告的商品來源于被告。這樣,反向混淆就在事實上構成了不正當競爭,剝奪了在先商標權利人的商譽……法律的目的是通過讓公眾免于商品來源上的混淆而保護商標所有人的利益,并且確保公平競爭。與通常的商標侵權相比,這一目的在反向混淆的案件中同樣重要。如果反向混淆不能獲得‘蘭哈姆法’的保護,大公司就可以不受懲罰地侵犯小公司的在先商標權。因此,商標反向混淆是可訴的”[5]

(四)商標反向混淆的特性

分析法院的判決理由,可以發現反向混淆不同于傳統正向混淆的特性。正向混淆與在先商標權利人市場商譽、商標知名度和顯著性密切相關,一般而言,在先權利人商譽越大,商標顯著性越強,知名度越高,發生正向混淆的可能性就越大。而在反向混淆中,主觀意圖上,被告往往無意從原告的商譽中獲利,其目的在于占有和使用系爭商標,剝奪原告對商標的控制權,“野馬(Mustang)”商標案和“大腳(Big Foot)”商標案均是如此;市場地位上,原告都是默默無名的小企業,而被告都是相同或類似行業的巨頭,這與正向混淆有天壤之別;損害賠償金額上,由于被告不存在“攀附”的事實,不宜以被告利潤作為賠償標準,而原告又很難證明除維權成本以外的損失,有時甚至因消費者的反向混淆而銷售額增加,故反向混淆的賠償金確定需要法官綜合衡量。但在本質上,反向混淆屬于商標侵權類型,以一般消費者的混淆為前提,這點與正向混淆是一致的。

二、商標反向混淆侵權的一般認定標準

雖然商標反向混淆侵權的成立也是建立在混淆基礎上,但它與傳統正向混淆在混淆方向、被告的主觀意圖、損害賠償規則等方面有諸多差異,因而不能套用正向混淆的認定標準來認定反向混淆。筆者認為,判定是否構成反向混淆侵權行為,至少要具備以下幾個基本要件。

(一)原告商標具有顯著性

商標必須具備顯著性才能獲得保護,“保護商標的獨特性應當構成商標保護的唯一合理基礎”。[6] 商標的顯著性有固有顯著性和商業顯著性之分,前者是指商標的組成要素具有一定特色或獨創性,能與其他標識區別開來;后者是指通過宣傳和使用使商標具有一定知名度和區分度。反向混淆的特殊在于,在先商標往往知名度較低,不為廣大消費者熟知。因此,這里保護原告商標的核心前提是要求該商標具備固有顯著性。

二)消費者出現認知混淆

商標的核心功能是區分商品或服務來源,保護商標專用權的本質就是保護區別性,防止消費者就商品或服務來源發生混淆。故,是否引起消費者混淆或混淆可能性,是認定商標侵權的最基本要求。至于混淆可能性的判定,美國司法界沒有統一標準。結合商標侵權經典判例,判斷商標反向混淆的混淆可能性應包括以下因素:

1.商標的顯著性

此時不僅要考慮原告商標的固有顯著性,還要著重考察被告商標的商業顯著性。同正向混淆一致,反向混淆中如果原告商標的固有顯著性越強,其獲得保護的可能性就越大。而在商業顯著性上,為何要重點考慮被告的商標呢?這是因為,原告一般是弱小的企業,其自身知名度和廣告宣傳力度遠不敵被告,如果糾結原告商標的商業顯著性,那么原告利益很可能得不到保護,因此法院的視角轉向了被告商標的商業顯著性。總之,商標的固有顯著性認定上,應主要審查原告商標;商業顯著性上,應重點審查被告商標,如果被告商標顯著性強,足以在市場上淹沒原告商標或阻斷原告與其商標聯系的,應考慮混淆可能性。

2.商標近似程度

一般而言,商標的近似程度越高,消費者混淆的可能性就越大。鑒于組成商標的要素(文字、圖形、字母等)的有限性,精明的商人通常會以在先存在的知名商標為原型,刪除或增加某些非主要因素,“畫”出自己的商標。而這些非主要因素往往不是消費者關注的焦點,消費者一般只會對商標整體產生印象。因而對商標近似程度的判斷,應以消費者的整體印象為基礎,不應拘泥于某些細微差異。至于在判斷方向上,應考慮被告商標與原告商標的近似程度,還是關注原告商標是否被告商標近似,筆者認為,這種方向的糾結實踐意義不大,只要消費者整體印象上兩者近似即可。

3.商品或服務類似程度

如果原、被告的商品或服務在功能作用、消費對象、銷售渠道等方面相同或相似,或者功能互補的,引起混淆的可能性較大。如果兩者的商品或服務具有競爭關系的,對類似因素的判斷,不僅要依據商品或服務自然因素,還要考慮營銷策略、廣告宣傳等方面。因為自然因素相同的商品或服務,可能因為營銷策劃上的影響,消費者不會把兩者混淆;而自然因素不同的,也很能因為商家營銷手段的誘導,造成消費者混淆。比如,汽車零部件和石油潤滑油不屬于相同或類似商品,但由于兩者在消費對象、銷售渠道、營銷方式等方面基本相同,很容易使消費者誤認為兩者屬于類似商品。

4.消費者的注意力

消費者的注意程度和消費群體的范圍、專業知識、商品種類等都有緊密關聯。首先,此處應是商品或服務的最終消費對象——普通消費者,而不是相應領域的專業人士。普通消費者對材料、做工、定價機制都相對陌生,也是反向混淆的直接受害者,因此應以普通消費者的注意力為標準。其次,消費者的注意力也與商品本身的種類有關。如果是低廉的生活消耗品,普通消費者一般不會施加太多注意力,此時混淆的可能性較高;而如果是貴重商品,消費者肯定會投注更多注意力推敲甄別商標,混淆可能性就會降低。

(三)在后商標使用人的市場地位優于在先商標權利人

如果沒有被告優勢的市場地位,自然就沒有所謂混淆的“反向”問題。一般而言,影響商標使用人市場地位的因素主要兩個:一個是使用人自身的經濟狀況,另一個是系爭商標的知名度。正常情況下,經濟實力越雄厚、商標知名度越高,說明使用人的市場地位越強大。正向混淆侵權是經濟實力較弱的在后使用人攀附在先知名商標的商譽,謀取不正當利益。而反向混淆案件中,法院必須首先認定,事先熟悉被告較高知名度商標的普通消費者,在看到原告“默默無聞”的小商標時,是否會認為原告的商品來源于被告或與之關聯。實際上,只有系爭商標經過被告強勢地宣傳和使用,知名度很高,大眾廣泛熟知時,普通消費者才可能誤以為原告的商標與被告相關聯,因為人們看到不熟悉的標識時,心理上很容易拿熟悉的相同或近似的標識來比對。

三、反向混淆侵權在我國的適用現狀

美國商標實行“在先使用”原則,即在先實際使用是獲得法律保護的先決條件,注冊只起到公示作用,未注冊商標只要能證明在先實際使用的,就能得到保護。而我國商標法以注冊為獲得商標專用權的前提條件,未注冊商標必須滿足“已經使用并有一定影響”才能得到商標法的保護。因此,兩種不同的商標權取得制度,導致了兩國認定反向混淆侵權的重要區別。美國反向混淆案件大多發生于原告在先使用商標而尚未申請注冊或者已申請注冊尚未公示階段。我國商標法對于未注冊的沒有一定影響的商標不予保護,對使用與注冊商標相同的商標于相同商品或服務之上,直接屬于侵犯商標專用權的行為,不以混淆為條件,故而兩者都不存在反向混淆問題。[7] 在我國商標法環境下,只有在相同商品或服務上使用近似商標,或類似商品或服務上使用相同或近似商標,才有出現商標反向混淆的可能,下文對反向混淆侵權認定探討也不能脫離此前提條件。[8]

(一)立法認定現狀

我國新修正的商標法第57條第(二)項明確將“容易導致混淆”作為商標侵權的判斷標準,這是商標法第一次將“混淆可能性”引入近似商標的侵權判斷中。但《商標法實施條例》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商標民事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早就出現了“混淆”、“容易導致混淆”、“容易使相關公眾產生誤認”、“誤導公眾”等語詞,可以說,我國現行商標法律體系還是接納了“混淆”這一范疇。[9] 根據新法第57條第(二)項,“容易導致混淆”的前提是存在“未經商標注冊人的許可,在同一種商品上使用與其注冊商標近似的商標,或者在類似商品上使用與其注冊商標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標”的行為,關于“類似商品”、“商標近似”的含義,《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商標民事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都有相應規定。該解釋第10條第(三)項同時規定,“判斷商標是否近似,應當考慮請求保護注冊商標的顯著性和知名度”,而反向混淆的核心要件是要求保護的商標沒有知名度或知名度很低,通過在后商標使用人的宣傳和使用才獲得了較高的知名度。據此,是否可以認為,我國商標法排除了反向混淆的適用呢?

實則不然,司法解釋只是規定了判斷正向混淆的參考因素,它并沒有否認反向混淆。否則,經濟實力雄厚的企業可以任意欺負初出茅廬的小公司,后果不堪設想。事實上,從我國商標法的立法目的和相關條款中,都能找到禁止反向混淆的依據。比如,新商標法開頭就開宗明義地規定了立法目的——保護商標專用權、維護商標信譽、保障消費者和生產、經營者的利益;[10] 商標法第57條表面上看,只要在后使用人具有“……容易導致混淆的”的行為,不管結果是造成消費者正向混淆還是反向混淆,都屬于侵犯注冊商標專用權的行為,在先權利人都有權制止或請求法院禁止。可見,我國商標法本質上是禁止反向混淆的。

(二)司法認定現狀

商標反向混淆理論在我國司法界起步較晚,近幾年實踐中出現過一些“類似”案件,例如“游龍案”、“冰點案”、“藍色風暴案”、“奧普案”等,法院在判決理由的闡述中都有反向混淆理論的身影。筆者通過“藍色風暴案”、“奧普案”,簡要分析法院認定商標反向混淆侵權的基本思路。

1.“藍色風暴”案

“藍色風暴案”因被告的知名度和高額賠償金,被認為是我國反向混淆案件中最具轟動性的一起,該案也推進了理論界對反向混淆的研究。原告浙江藍野酒業有限公司是麗水一家默默無聞的小企業,其于2003年12月獲得注冊“藍色風暴”商標,核定使用在啤酒、礦泉水、水果飲料等商品上。案發之前,原告已將“藍色風暴”商標使用于啤酒上,并稱“擬用于碳酸飲料”。2005年11月原告發現,被告在其生產銷售的可樂及其他飲料上使用“藍色風暴”標識,銷售范圍涵蓋浙江和上海。原告于是向杭州中院提起商標侵權之訴,指出被告系著名跨國公司,產品銷售范圍廣,在飲料上使用“藍色風暴”字樣,很容易讓消費者先入為主地誤認為“藍色風暴”系被告商標。如此,原告即使使用自己的“藍色風暴”商標,也很可能被認為是“傍”他人的品牌,這對原告的信譽影響極為不利。但杭州中院認為被告對“藍色風暴”一詞的使用系非商標性使用,沒有侵占原告商譽的惡意,也不會誤導公眾,判決駁回訴訟請求。二審法院認為被告的行為構成商標侵權,支持了原告的賠償請求。

二審法院抓住了本案中反向混淆的本質,指出:“是否會使相關公眾對商品的來源產生誤認或混淆的判斷,不僅包括現實的誤認,也包括誤認的可能性;不僅包括相關公眾誤認為后商標使用人的產品來源于在先注冊的商標專用權人;也包括相關公眾誤認在先注冊的商標專用權人的產品來源于后商標使用人。” [11] 二審法院認為,被告將“藍色風暴”標識用于宣傳海報、貨架、包裝上的行為并不屬于商標合理使用等情形,構成商標意義上的使用;通過對比,認為原、被告的商標屬于近似商標,且使用于相同商品;被告一系列的宣傳促銷行為使“藍色風暴”具有很強的顯著性,當原告使用自己的“藍色風暴”商標時,消費者會誤認為原告的產品與被告有關,這樣原告與“藍色風暴”商標的聯系被割裂,原告寄予“藍色風暴”商標謀求商場聲譽、塑造品牌價值的愿景受到抑制,原告的利益損失明顯。故,二審法院依據原《商標法》第52條第1款,判定被告的行為構成侵權。但本案的特殊性在于,被告百事公司并未將“藍色風暴”作為商標使用,而只是將“藍色風暴”字樣作為一種廣告宣傳,這究竟是不是屬于商標性使用,還有待商榷。

2.“奧普”案

2002年,國家商標局核準注冊“aopu奧普”字母文字組合商標,核定使用商品第6類,包括金屬建筑材料等商品。原告浙江現代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新能源公司”)成立于2004年5月,通過受讓成為“aopu奧普”商標專用權人。被告杭州奧普衛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奧普公司”)擁有“AUPU”、“奧普”商標在第11類和第6類部分商品上使用的的權利,同時“奧普”商標于2005年9月被法院認定為馳名商標。2009年,原告發現楊艷銷售標有“AUPU奧普”商標的金屬吊頂,生產者為被告,同時楊艷在經營場所的裝潢和廣告宣傳中大量使用 “AUPU奧普”等文字宣傳。

法院判決認為,首先,被告在金屬扣板上使用“AUPU奧普”標識的行為,構成商標性使用;其次,被告使用的“AUPU奧普”標識與原告的商標漢字相同、讀音相同、字形相似,構成近似商標,且兩者使用的商品屬于類似商品;再次,與原告相比,被告及其關聯公司通過對電器類奧普注冊商標的長期營銷宣傳已產生較高知名度,消費者將被告的侵權商品誤認為來源于原告的可能性較小,但消費者誤認為原告的產品來源于被告或認為二者存在某種關聯的可能性較大,這必然降低或消滅原告商標在消費者心中的影響,使原告的商標失去基本的標識功能,原告合法行使注冊商標專用權、提升品牌價值的期望必然受到抑制,故被告的行為構成對原告注冊商標專用權的侵犯。[12] 關于賠償金額,法院認為,被告的侵權行為必然造成原告的經濟損失,但由于被告往往不具有“搭便車”的主觀故意,以被告的利潤作為賠償基礎往往并不合理;而原告也未能證明其具體損失。故本案只能適用法定賠償,由法院根據侵權情節、原告的維權成本等綜合認定。

另外,近期沸沸揚揚的“微信”商標異議復審行政訴訟案,北京高院也作出了終審判決,判決巧妙地以“創博亞太公司”申請的“微信”標識使用于“信息傳送、電話通訊”等服務上缺乏顯著性為由,判定“微信”標識不予核準注冊。同時,判決也不否認缺乏顯著性的標識經過使用、宣傳會具備顯著性,從而使該標識具備識別功能,這也被認為是為騰訊公司申請“微信”商標鋪路。判決已定,但爭囂未止。有觀點認為,該案類似于商標反向混淆,而法院選擇保護了后者大公司利益。限于篇幅,本文對“微信”商標案不展開討論。

可見,雖然反向混淆在我國沒有直接的法律依據可循,但司法實踐還是敢于探索,在商標法的語境下,總結完善商標反向混淆的侵權認定標準和賠償基礎。

四、幾點建議

有觀點認為,在我國反向混淆理論尚不成熟的背景下,新商標法第57條第(7)項作為商標侵權判定的兜底條款,可作為規制反向混淆行為的依據。可“兜底條款”留給法官的自由裁量權過大,絕非一勞永逸之計。在“馳名商標不可能侵犯不知名商標”的慣性思維下,反向混淆中不知名的商標很難獲得應有保護。因此,筆者建議,將來在我國商標法體系中明確商標反向混淆行為的侵權認定和民事責任承擔,以維護商標權利人和消費者利益,保障商標法的秩序價值。

(一)明確商標反向混淆的侵權認定

新商標法第57條詳細列舉了六種侵犯商標專用權的情形。雖然在第(2)項引進了“容易導致混淆”的描述,但其容易導致混淆的前提仍是“未經商標注冊人的許可,在同一種商品上使用與其注冊商標近似的商標,或者在類似商品上使用與其注冊商標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標”,這依然會使司法陷入比對“類似商品”、“近似商標”的怪圈。而實際上,導致混淆的因素有很多,遠不止“類似商品”、“近似商標”的判斷上,還包括在先商標的顯著性和知名度、商品的銷售渠道、消費者的注意程度、被告的意圖等因素。[13] 那么,就商標反向混淆的侵權認定上,是采用現行商標法的列舉模式,還是采用概括式規定較好呢?

筆者以為,列舉式規定雖然可操作性較強,但社會發展日新月異,現在還不可能窮盡所有商標反向混淆的情形,況且反向混淆本身在我國就起步晚,理論研究還很成熟,實踐經驗更是匱乏,因此列舉式規定目前不可行。那么,有沒有一個相對寬泛且又比較容易操作的表述?其實,認定商標侵權的核心就是消費者出現混淆,類似于我國法律中的“誤導公眾”。美國法院的一個判例指出,“就商標侵權或不正當競爭的訴訟來說,關鍵的問題在于是否有這樣的可能性,即相當數量的具有一般謹慎態度的購買者,在有關商品來源的問題上有可能被誤導,或簡單的說是被混淆”。[14] 因此,針對反向混淆侵權的認定,我國將來的商標法可以先概括性規定:在商標侵權糾紛中,被告的行為使相關公眾在商品來源上出現認知混淆或被誤導的,就構成侵犯商標專用權。具體適用范圍和情形,可以在日后的條例或司法解釋中予以完善。

(二)明確反向混淆的民事責任承擔

與美國商標侵權責任中的禁令和金錢賠償類似,我國商標侵權的民事責任有停止侵權、消除影響、損害賠償等。但反向混淆侵權的具體責任分配上,應當有其特殊之處。

我國商標法對商標侵權采用無過錯原則,但對銷售侵權賠償適用過錯推定原則,即銷售者能證明侵犯商標專用權的商品來源合法,不承擔賠償責任。這里就要區分侵權責任和損害賠償責任兩個概念。侵權責任包括非財產責任和財產責任,非財產責任包括停止侵權、消除影響等,財產責任主要是損害賠償責任。在反向混淆案件中,侵權人往往不具備主觀“傍商譽”的惡意,原告也可能因為被告的強大聲譽和廣告宣傳而增加自己的產品銷量,獲得更高利潤,此時還要求被告“賠償損失”,顯失公平,不符合補償性原則的要求。故而,借用銷售侵權賠償責任的規定,反向混淆侵權人若能證明已盡合理注意義務,不具有侵權故意的,只承擔相應非財產責任即可,而無需再承擔財產責任。若侵權人不能證明自己無過錯,可依據現行商標法的規定確定賠償責任。

因此,在反向混淆侵權的民事責任認定上,我國商標法應堅持以下態度:對于已經構成侵權客觀要件的,無論行為人是否具有主觀過錯,一般均要承擔停止侵權、消除影響等非財產民事責任。但對于無主觀過錯的侵權者,行為人只要能證明自己無過錯的,在承擔非財產責任后,則無需再承擔損害賠償責任。


五、結語

“商標本來是一個小題,但在新的世界格局和市場經濟快速發展中如何將小題大做則已成為時代的課題。”[15]反向混淆理論經歷了由“沒有法律依據”到“完全接受”的轉變,說反向混淆的發展史是中小企業的權利斗爭史不足為過。我國中小企業數量龐大,如何保護他們不受商標反向混淆的侵害,是立法和司法機關必須關注的課題。我國新商標法沒有明確規定反向混淆,也沒有否認反向混淆侵權行為,這就為司法者在商標反向混淆的解決上留下較大的自由裁量權。但需注意的是,反向混淆與傳統的正向混淆在被告的主觀意圖、原被告的市場地位、損害賠償規則等方面有著諸多差異,這些差異決定了反向混淆的侵權認定和責任承擔應有其特殊之處。希望粗淺之輪,能為讀者帶來啟發。

 

 

 

 

注釋:


[1] 彭學龍:《商標反向混淆探微——以“藍色風暴”商標侵權案為切入點》,《法商研究》2007 年第5期,第140-147頁。

[2] Big O Tire Dealers, Inc. v. Goodyear Tire & Rubber Co., 408F. Supp.1219(U.S.Dist.1976).

[3] 同上。

[4] Banff Ltd. v. Federated Department Stores,Inc.6USPQ 2d 1187(2d Cir.1988).

[5] 同上。

[6] 鄧宏光:《商標法的理論基礎——以商標顯著性為中心》,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49頁。

[7] 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標法》第57條,2013年8月30日修正。

[8] 同上。

[9] 彭學龍:《論混淆可能性——兼評<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標法修改草稿>(征求意見稿)》,《西北政法大學學報》2008年第1期,第132頁。

[10] 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標法》第1條,2013年8月30日修正。

[11] 參見(2007)浙民三終字第74號判決書。

[12] 參見(2011)蘇知民終字第0143號判決書、(2010)蘇中知民初字第0312號判決書。

[13] 彭學龍:《商標反向混淆探微——以“藍色風暴”商標侵權案為切入點》,《法商研究》2007 年第5期,第145頁。

[14] Mushroom Makers,Inc.v.R.G.Barry Corp.,199 USPQ 65(2d Cir.1978). 轉引自李明德:《美國知識產權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97頁。

[15] 黃暉:《商標法》,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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